身上沾泥花，脸上挂汗花，为了一个梦啊，进城闯天下……”自2008年以来，这首由广厦重庆一建公司农民工作词作曲的《农民工之歌》，在温家宝总理的批示下走红春晚，走红大江南北。

　　几天前《鑫报》刊登的会宁籍农民工讨回了血汗钱，连帮助他的维权律师都感慨不已：“他们太难了，像徐瑶琴这样的打工者经过1年多的时间能拿到辛苦钱真的不容易了！”讨薪一千元得花七八百，其实，农民工的维权成本之高有时还远不止于此。

　　鑫报记者的调查数据不只是一些冷冰冰的数字，而是折射了制度的缺陷和弊端。其中最关键的还在于制度设计是否科学有效，以及相关部门是否尽职尽责。我们不能单从经济成本去考虑，记得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、中国劳动法学会副会长郭军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：“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农民工维权问题成本确实高。”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，建立低成本的农民工维权体系，必然是一个需要各方密切配合、各个环节相互紧扣并高效运行的体系。除了司法部门以外，劳动监察等相关部门，也应切实负起责任。有人认为民工维权难，体现的是劳动监察部门的失职，我想这种说法也有些片面性，但也不无道理。尽管人民法院早就大幅降低了纠纷诉讼收费标准，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诉讼和受理费用也给予了优惠。这虽降低了困难群体的诉讼门槛，但也同时降低了企业主拖欠工资的违法成本。尽管现有的司法制度给农民工提供了缓交、减免诉讼费等救济手段，但事实上靠司法程序维权，对农民工来说还是一件比较“奢侈”的事，因为他们实在花不起这个代价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对欠薪问题应该架起刑事的“火线”，不妨在《侵犯财产罪》中增加故意拖欠工资罪，对企业故意拖欠职工工资的行为，视情节对其直接责任人处以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，对企业按拖欠工资金额的倍数处以高额罚金。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。